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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孔子与韩非治国理念之比较(2)

    发布时间: 2018/7/9 0:13:47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国学文化
    文字 〖 〗 )
    3 理论蕴涵的民之地位不同:重民与轻民的对立 
      孔子是春秋时期具有重民思想的思想家之一。《荀子·哀公》篇载有孔子答鲁哀公的话:“且丘闻之,君者,舟也,庶人者,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。”孔子重民更体现于孔子的德治、教化思想中。“君子之道四焉:其行己也恭,其事上也敬,其养民也惠,其使民也义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主张对民以宽,保民、惠民、富民,若是对民以刑,百姓纵使服从统治,也不会心悦诚服,只有用道德教化去引导,才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;还认为,要惠民,就应该减轻剥削,避免聚敛,“季氏富于周公,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,子曰:非吾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另外,孔子还主张“节用而爱民,使民以时”,即节省劳动力,爱护老百姓,保证耕作,不误农时。 
      比较而言,韩非则是重法轻民。提倡君主权势独操,享有绝对权利,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相结合,视整个国家为私物。韩非的法治,归根结底是对付老百姓、镇压老百姓的方法。“君上之于民也,有难则用其死,安平则用其力。……名主知之,故不养恩爱之心,而增威严之势。”(《韩非子·六反》)可见,在韩非治国之术中,十分强调依靠权威、使天下之人臣服,这种极端的权威主义,显然含有轻民的成分在里面。 
      4 理论实施方法不同:道德教化与惩罚威慑的对立 
      儒家主张仁爱,强调以说服教育为主,以教化手段提高民众,以修身自觉实现德行提高,反对不教而诛;认为培养理想人格是修己的活动,唯有主观努力,才能提高修养。主体自觉是行仁的最好依据,学习和教育是提高素质的有效途径。虽然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,但更强调的还是学而知之,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只有学习才能破除愚昧,建立起仁德的理性自觉。 
      而法家则急于求治,力主轻罪重罚,以重罚威慑民众,试图达到重刑之下无人还敢犯法的效果。“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。重罪者,人之所难犯也;而小过者,人之所易去也。使人去其所易,无离其所难,此治之道。夫小过不生。大罪不至。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。”(《内储说上》)可见,法治被给予了太高的期望值。 
       
      三、审视传统文化,完善治国方略 
       
      1 对民众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。进而影响到理论策略的命运。孔子虽然强调刑不上大夫,礼不下庶人,三纲五常,等级秩序不可逾越,但却可以作到基本的不敌视平民百姓。而韩非似乎将作为人的尊严和地位全部奉献给了国君一人,普通百姓与群臣分别成了“法”与“术”的对象,只拥有无条件服从的自由,成了国君的对立面。因此说,韩非采取的是更加与人民对立的统治路线。这一点给当今时代的启示是深刻的:人民,决非一己之私,可以随意操纵。今日文明社会里的人们,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,愿意遵循的是与民主共生的法制。权利意识决非狭隘的权威,还应含纳自由、平等、民主等要素。作为统治者及管理者,一味追求绝对权威和驾驭之术是片面的,应代之科学的知识技能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的追求,在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和权益的前提下,通过国富民强以推动社会发展。 
      2 孔子德治与韩非法治,两者彼此对立,各执一端。就思想自身而言,颇有极端之处。韩非轻罪重罚原则作为特定时期的具体办法是行之有效的。但推而广之,作为普遍原则则走向了自身的反面。重罚轻罪已是量刑失准,焉能收到积极有效的结果?因此,重罚威慑与修身自觉实为各执一端,误入极端化之误区。 
      3 纵观重德与重法的实际效果,不得不承认: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,总体而言,并未真正实现国之德治。德治的负面结果是明里满嘴仁义道德,暗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统治者;缺乏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、思想僵化的被统治者。而对法治极力践行的秦朝,希望借此可使秦的统治万世不竭。然而严罚酷刑的结果是众叛亲离,农民揭竿而起,貌似强大的秦朝统治,因触怒了人民,仅十余载就归于湮灭。从中,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:德治与法治,作为两种对立的治国之术,择一拒一并推向极端,不可能得出正果。以相融相补替代相拒相斥,德法并重、礼法兼用,才是科学的辩证态度。以德治国、健全法制实为明智之举。(作者:范传鸿 )
    编辑:秋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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