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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种形态(1)

    发布时间: 2015/10/27 0:15:48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中国文学网
    文字 〖 〗 )
    二、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,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一度呈现繁荣的景象。鲁迅和施蛰存同为新文学中的文化巨子,他们置身于同一社会时空背景之下,共同地把艺术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,从古老的历史神话、传说中,发现和寻找新的生命力量,这种创作行为足以引人深思。他们在创作意旨、手段、切入视角、文化个性等均表现出相对应的差异,可以说,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,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,代表和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取向。两位作家在文学文体上的创新“实验”,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风格和形式,丰富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性格的深层反省和思索。 
       
      一 
       
    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,旨在“改变国民的精神”,已属人所共知。改造国民性,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,可谓鲁迅奋斗一生的目标方向。他致力于小说创作,其原因在于:“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‘文苑’里的意思,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,来改良社会”[1]511。利用小说求得“改良社会”之目的,这一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和鲜明的思想启蒙立场,既适应了五四思想解放和新文学时代的需要,也是鲁迅独特的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。 
    关于鲁迅最早的历史小说《补天》(又名《不周山》),据他自己在结集序言中说道,小说写于1922年冬天,取材于“女娲炼石补天”的神话,他认为“首先,是很认真的,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,来解释创造——人和文学的——的缘起”,可是却在写作中途,在报上“不幸正看见了谁——现在忘记了名字——的对于汪静之君的《惠的风》的批评,他说要含泪要求,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,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”。于是“无论如何,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,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”,对于生活中“可怜的阴险”予以坚决地回击。但同时又自谦:“这就是从真而陷入油滑的开端,油滑是创作的大敌”[2]341。对于艺术与现实斗争的矛盾,鲁迅的创作选择显然十分清楚。 
    正是从“改良社会”和现实斗争需要出发,鲁迅不惜损伤自己创作风格,宁愿舍弃艺术的严整要求,也不失急切地发挥文学的现实战斗作用。然而,滑稽的是,鲁迅出于现实批判的考虑——运用的“油滑”技法,却恰恰为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推崇。有意为之的创作追求竟然遭致“艺术”上“肯定”地误解,鲁迅一气之下,索性将《不周山》从《呐喊》中抽出,愤然地显现出自己为现实而创作的立场。作家的创作立场自始至终都一直很明确:“说到‘为什么做起小说罢,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‘启蒙主义’,以为必须是‘为人生’,而且要改良这人生。”[1]512“为人生”,而非“为艺术”,为现实的斗争和社会改造服务,这样的创作态度,在鲁迅眼里不仅是毫不隐讳,而且是身体力行,贯穿了鲁迅文学生命的历程。 
    比较而言,施蛰存,可称为新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,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改良国民精神动机,也没有多少“改良社会”的切实愿望。他所努力追求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发展。从施蛰存的文学履历可以看出,他生于读书人家庭,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,他从事 
      文学却是因个人性情特点和时代的影响。在1933年的《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》文中他写道:“革新了的《小说月报》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,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,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。我于是也写小说了”。在其后的文章中又说,“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,创造社给我的影响,大于文学研究会。这时,我已决心搞文学,当作家”[3]72。显而易见,施蛰存是受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。因为时代精神力量的推动,许许多多青年把文学作为生活生存的选择,或为理想人生的选择,施蛰存就是其中一例,他的文学创作,无非是实现一个普通文学青年“当作家”的朴素愿望和梦想。有差异的是,文学青年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,在“五四”文学思潮中所汲取的精神养分各有侧重。施蛰存没有继承文学启蒙主义精神,没有继承文学关注现实、人生的传统,只是过多地汲取了“创造社”表现自我,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文学观念。因此,施蛰存虽曾有短暂地跟上现实步伐,有反映时代精神的创作努力,但是归根结底,他的心中,却缺少了“五四”思想启蒙的观念意识,缺乏投身于“改良社会”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热激情。 
    施蛰存的第一篇历史小说《鸠摩罗什》写于1929年9月,据称是“七易其稿,费了半年以上才得以完成”。作家的创作追求,施蛰存自己解说得十分清楚:“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存苟且和取巧的心。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,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”[4]809。创作动因非常明确:“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”,“写出更好的作品”。 
    如此创作心态和追求,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,作家必须是在借鉴新文学创作经验基础上,改变原有已成规范的“现实主义”表现方式,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改变和更新。无疑,施蛰存实践了这样的目标: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欲求取代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努力,对文学表现手法的重视代替了现实生活的激情把握,把追求“艺术”视为作家创作的唯一动力和源泉。 
    很难说施蛰存具备参与现实社会的勇气,在历史小说集《将军的头》出版之后,他就对读者心存疑虑:“有人在我的这几篇作品中检讨普罗意识,又有人说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义”[4]793,唯恐读者误解自己与社会现实的联系,并连连地出场解说:“写种族和爱的冲突”,“四部小说有‘一个极大的共同特点——二重人格的描写,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,而这种力的一种又始终不变的是色欲”[5]。此外,在其本人所主编的《现代》书评栏里,施蛰存强调指出,他的历史小说与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郁达夫等人的历史小说不同,不如他们那样赋予历史人物明显的现代语言和现代人的生活观念,他的历史小说就是写历史,就是写历史人物的性爱冲突。这种对“现实”避之唯恐不及的创作“解说”,这种对于现实社会回避、疏离态度,与鲁迅那样强烈鲜明的现实立场正好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,在新文学创作整体中不能不说是种特例。 
       
      二 
       
    由于鲁迅和施蛰存的文学创作目的不同,两位作家创作态度和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。他们都致力于同类题材小说创作,运用的文学表现手段却迥然不同。 
    首先,在审美视角上,虽然同样取材于历史典籍、传说,可是作家的艺术审美目光却关注于历史人物的不同精神侧面。鲁迅从历史和现实联系的角度,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和发现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,批判和揭露人物存在的恶俗陋习,关注历史人物身上积淀的社会内容,表现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的创造精神。作家或歌颂赞美,如女娲的劳动创造,后羿的勇敢豪迈,宴之敖的冷峻勇毅,墨子的反抗强暴,大禹的勇于创新;或揭露批判,如老子、庄子,均自体现出现实的战斗性特点。与鲁迅相比,施蛰存从人物的自然属性角度,关注人物内心的性爱心理,表现历史人物的“个人化”意识,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自然性倾向。施蛰存认为,“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,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,思想、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。”作品“并不必须描写、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”,但作家“所描写、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情感必须符合他自己的心灵状态”。这使得施蛰存文学表现的不是人物在生活中的故事,而是“表现一种情绪,一种气氛,或一个人格,他们并不是拿一个奇诡的故事来娱乐读者,而是以一种极艺术、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某一些‘心理’或‘社会的’现象,使读者虽然是间接的,但是无异于直接地感受了。”[6] 
    鲁迅历史小说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位置,关注人在现实社会的生活命运和生存状态,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内容;施蛰存关注人性变化过程中的性爱心理,关注的是个体自我的内心世界,关注的是个人生命的自然意识。 
    其次,在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上,鲁迅在《序言》中总结自己创作经验,认为可分为“博考文献,言必有据”和“只取一点因由,随意点染,铺成一篇”两类。而他自己的历史小说,根据现实需要,毫无疑问当属后类,“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事上的依据,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”。历史文献,这里充当为现实斗争的“佐料”;“随意点染”即艺术加工,“信口开河”即借了古人之口叙说自己的话,是根据现实生活变化及斗争需要来调节运用不同的艺术方法,这样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段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社会复杂状况所决定的,具体表现为“不是将古人写得更死”,而是依据古籍容纳现代,用现代人的观点“激活”古人和历史,“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,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,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,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”[7]。时而运用浪漫主义的方法,驰骋想象,高度夸张,表现逼真的现实世界;时而依然继续运用“油滑”手段,在历史人物身上赋予现代人语言和生活细节;更有特色的是文体融合,把杂文笔法引入小说创作,运用荒诞、戏谑的笔调取得“借古讽今”的艺术效果。必要时借用西方的理论,本意还是在“煮自己的肉”。 
    20世纪20年代初,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传入中国,新文学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。弗洛伊德理论认为,人的性欲与生俱来,具有强大力量,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性本能意识支配,意识有前意识和潜意识之分,文学创作的动力源于性意识的冲动。这样关于性爱冲动的潜意识理论,鲁迅自然很熟悉,他认为“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‘精神分析’之后,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”。可见,在“撕破正人君子的假面”方面,在利于现实斗争一定范围内,这一理论,尚可“拿来”为我所用,但如果夸大它的功用,并用它解释或指导文艺创作,鲁迅是坚决不予认同。除了早期《不周山》“取了弗罗特说”之外,后期的创作,确实不再运用。在鲁迅眼里,那不过是不懂文艺特点的“过度的穿凿附会”。[8]116 
    与鲁迅不同,施蛰存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,就像找到了认识世界、认识人类自身的金钥匙,他不仅要用弗氏的性爱理论认识和解说世界,而且用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,并极力地在文学实践中加以印证。他说:“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,我心向往之,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,不但翻译这些小说,还努力将心理小说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。”施蛰存极力欣赏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,他认为“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行为,他大都是注重在性心理的分析”,还说:“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。”[9]因此,他的小说集《将军的头》即是这种理论极好的“实验”和注解。小说运用自由联想、幻觉、独白、夸张、荒诞、变形等艺术手法,充分表现人物性意识心理,揭示人物常态心理下的潜意识层次,描绘人物自我内在心理矛盾和人格裂变的里程。例如,鸠摩罗什讲经时身边反复浮现的美貌妓女(《鸠摩罗什》),决战在疆场上的将军头颅被砍掉之后,还坚持奔跑到心爱姑娘的身边(《将军的头》),石秀杀戮朋友妻子时表现 
      出的快慰变态心理等等都描绘得栩栩如生、淋漓尽致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(《石秀》)。 
       
    三 
       
    《故事新编》的创作断断续续“足足有十三年”,对于鲁迅这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,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。如果没有“国民性”的缺陷,没有社会现实的阴暗,或者说没有鲁迅那样特别的现实关注的话,那么,很难想象文学史上会有鲁迅存在了。正是现实的苦难和社会的斗争环境生成和造就了鲁迅。他后期不听许多好心人的劝告,放弃“纯文学”写作,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杂文创作上,就足以说明。用他自己话说,“在风沙扑面,狼虎成群的时候,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,来赏玩琥珀扇坠,翡翠戒指呢,他们即使要悦目,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,要坚固而伟大,不必怎样精;即使要满意,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,要锋利切实,用不着什么雅。”
    编辑:秋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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