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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历史上真真假假的“一国二主”闹剧

    发布时间: 2011/11/17 10:20:32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光明社区
    文字 〖 〗 )

    (一)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《周易注·系辞下》:“天地之大德曰生(魏·王弼等注:“施生而不为,故能常生,故曰大德也。”),圣人之大宝曰位(魏·王弼等注:“夫无用则无所宝,有用则有所宝也。无用而常足者,莫妙乎道,有用而弘道者,莫大乎位,故曰‘圣人之大宝曰位’。”)。何以守位?日仁。何以聚人?曰财(魏·王弼等注:“财所以资物生也”)。理财正辞,禁民为非,曰义。”“阳,一君而二民,君子之道也;阴,二君而一民,小人之道也。”(魏·王弼等注:“阳,君道也。阴,臣道也。君以无为统众,无为则一也。臣以有事代终,有事则二也。故阳爻画奇,以明君道必一;阴爻画两,以明臣体必二,斯则阴阳之数,君臣之辨也。以一为君,君之德也。二居君位,非其道也。故阳卦曰‘君子之道’,阴卦曰‘小人之道’也。”) 


        引用的两段话,加上魏·王弼、晋·韩康伯、唐·邢璹的注释,我体会是:天地提供丰富的物质让人民幸福地长期生活下去,这是一种大德;圣人为了弘扬、维护社会秩序的道义,必须要有大位,就是现在讲的政权,这是圣人的大宝。用什么守住大位呢?就是以仁爱民,以财养民,以义驭民。君王之道为阳,阳爻为一画,君道是统治民众的;臣子之道为阴,阴爻二画,臣道必须服从君道。阴阳秩序不能互换,君臣之道不能颠倒。这就为以后帝王君临天下,乾纲独断提供了理论根据。有人把它理解为不能有“一国两君”,实在是牵强。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(二)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约前858年,周厉王即位。“厉王即位三十年,好利,近荣夷公。王行暴虐侈傲,国人谤王。”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,厉王强行宣布山林川泽为“国有专营”,不许平民入内樵采渔猎。从而独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,举国怨怒,怨言四起,到处都有人发泄不满。“王怒,得卫巫,使监谤者,以告则杀之。”厉王从卫国找来巫师,让他用巫术监视发表“谤言”的怨恨者,并告谕国中,有私议朝政者,杀无赦。于是,“国人莫敢言,道路以目。”人们不敢再在公开场合言语,路途相见也只能以目示意。厉王认为他已消除民人诽谤。召公则提出了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的君民关系的重要理论。他主张广开言路,让上至公卿大夫,下至百工庶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。厉王充耳不闻,一意孤行,不到三年,广大国人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。“三年(前841年),乃相与畔,袭厉王。厉王出奔於彘。”国人大规模暴动,厉王被迫出逃到彘(今山西霍州)。太子静藏在召公家中,国人闻而围之,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太子赴难,太子得以脱险。厉王逃亡在彘,“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,号曰“共和。”朝中由召公(召穆公虎)、周公(周定公)共同执政处理国事(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)。这一年是共和元年,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。共和十四年(前828),周厉王死于彘,次年,太子静即位,是为周宣王,共和时代结束。(以上引文和事迹均来自《史记·周世家》) 


        共和时期,因周厉王逃亡在彘,此时还没有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理念,太子有没有为王,我没看到史料记载;“太子静长於召公家”,还年幼,无能理朝政,于是就由召公、周公共同摄政。这里有两个“一国两君”:厉王、太子(一般认为太子为储君);召公、周公。实际当家的是后者,他们二人辅政说是共和,只能理解为二人和谐相处,与现在的“共和”没关系。 


        “共和十四年,厉王死于彘。太子静长於召公家,二相乃共立之为王,是为宣王。宣王即位,二相辅之,脩政,法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风,诸侯复宗周。”(《史记·周世家》)看来,还真难为二位大人了,虽然,二人摄政时的优秀事迹没有记载,但宣王即位后,二人辅佐,恢复宗周,诸侯来朝,功莫大焉。难怪此后的夫子们都承认这段历史,没有咒骂他们的。 


        他们摄政时的关系,有点像现在的省市县乡的书记和行政主官的关系,都是一把手,只是没有党政之分了。这种设置往往相互之间矛盾重重,势同水火,有时甚至生死相搏。记得报纸上有一则报道,一个乡的联校校长和书记年纪差不多,而矛盾很多,书记竟然把校长给杀了。这种体制的弊端就出现了。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(三)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根据史料判断,作为“一国二君”的唐高宗和武则天,真正名副其实,也是最成功的。“永徽六年,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。高宗称天皇,武后亦称天后。后素多智计,兼涉文史。帝自显庆已后,多苦风疾,百司表奏,皆委天后详决。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,威势与帝无异,当时称为‘二圣’。”(《旧唐书卷六·本纪第六·则天皇后》)《资治通鉴·麟德元年》的记述也差不多:“自是上每视事,则后垂帘于后,政无大小,皆与闻之。天下大权,悉归中宫,黜陟、杀生,决于其口,天子拱手而已,中外谓之二圣。” 


        这些记叙表明,一方面,武则天能力超强,“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,威势与帝无异”,深得高宗宠信;另方面,谴责武则天大权独揽,唐高宗只是“拱手而已”。这些都是后来的“女人不能当皇帝”的史家牵强附会的。 


        武则天执政能力毋庸置疑,她列了“劝农桑、薄赋徭”、“息兵”、“省力役”、“广言路”、“杜谗口”等十二条治国措施请高宗施行。这十二条纲目,多半都与国情相合,所以一经颁出,大家都称皇后贤明。高宗也大加赞扬,且全部照行。 


        唐高宗也不是“拱手天子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上初苦风眩头重,目不能视,百司奏事,上或使皇后决之”。可见武则天参政是得到了李治的授权,而李治这样做也是因为身体没有办法。在授权武则天参政的同时,李治也先后多次“令太子监国”。 


        “二圣临朝”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:西突厥与高句丽,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,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。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,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,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、李绩(即李世绩)、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,最后兵围平壤,灭了高句丽,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。另外,相对来说,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,犯罪率较低。史载,有一次,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: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,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。 


        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中,从永徽六年十一月,“临轩命司空李绩赍玺绶册皇后武氏。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”开始,武则天成为大唐朝的皇后,到弘道元年高宗病死于贞观殿,长达28年的时间。这二十八年里,发生了有史料记载的各类军政、经济事务300多件,其中《资治通鉴》中明确指出是武则天决策处理的只有27件,还占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,绝大多数的决策,都是由高宗决定的。这就说明高宗是帝国的首席执政官,所以“一国二君”也要有一个为首的,否则,工作就难以运行。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(四)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正统十四年“秋七月己丑,瓦剌也先寇大同,参将吴浩战死,下诏亲征。”大臣劝英宗不要亲征,不听;就是劝他驻扎在宣府,也不听。一直冒进,结果在土木被围,全军覆灭,自己也被也先抓住。(《明史本纪·英宗前纪》)当年九月,郕王朱见深即皇帝位,“遥尊皇帝为太上皇帝”。(《明史本纪·景帝》) 


        也先一看明朝有了新皇帝,英宗在自己手上的价值就不大了。就决定把英宗送回明朝,使明朝出现“一国二君”的局面,以便从中渔利。景泰元年七月“上皇还京师。帝迎于东安门,入居南宫。”(《明史本纪·景帝》)为了防止自己的兄长夺去他的皇位,他派心腹大臣去把守南宫,不让任何人接近。 


        八年春正月“帝舆疾宿南郊斋宫。己卯,群臣请建太子,不听。壬午,武清侯石亨、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迎上皇复位。二月乙未,废帝为郕王,迁西内。皇太后吴氏以下悉仍旧号。癸丑,王薨于西宫,年三十。谥曰戾。毁所营寿陵,以亲王礼葬西山,给武成中卫军二百户守护。”英宗复位,废掉景帝帝号,毁掉为他建的寿陵。《明史》认为原因是景帝急于更换储君,将上皇关在南宫,不许他人谒见,所以被小人所乘,下场悲哀。(《明史本纪·景帝》)我觉得,景帝如果不这样做,英宗复辟得更早,只是防范得不严密,才被小人所利用。“一国二君”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陷阱。  
    景帝把朝中的奸臣一一除掉,重用那些有才能的忠臣。在朱祁钰统治的几年里,国势开始有所回升。《明史》“赞曰:景帝当倥偬之时,奉命居摄,旋王大位以系人心,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。笃任贤能,励精政治,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,再造之绩良云伟矣。”(《明史本纪·景帝》)英宗就比景帝狠一些,当上皇帝后就“下兵部尚书于谦、大学士王文锦衣卫狱。”旋即处死了救大明于即倒的功臣。“乃复辟而后,犹追念不巳,抑何其感溺之深也。(《明史本纪·英宗后纪》)这种评价还是公正的。 
      

        (五) 
      

        “1685年2月6日,查理二世逝世,詹姆士即位,称二世。新王不久就实行专制主义政策。”他实行宗教迫害政策:“先借助国教会和托利党人支持,处罚妨碍他继承王位的清教徒;然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。”由此,反对詹姆士的事件不断发生。当年5月,苏格兰山民在阿盖尔领导下起义;在南方,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,声称其母和父王的婚姻合法,起兵谴责詹姆士二世篡权,参加者万余人。但两次起义被残酷镇压。  


        “1688年6月,新娶王后莫黛娜生子。婴儿将在天主教氛围下成长。由于王位继承男性优先,未来的国王必为天主教徒,英国将会出现天主的全面复辟。面对严峻局面,两党首领仓促决定邀请荷兰执政威廉武装干涉英国。同年6月30日,两党6位领袖和一名主教发出邀请,声称人民极不满意目前的政府,盼望他前来保护他们的‘宗教、自由和财产’”“威廉接到邀请后,慨然应允出兵。经过认真准备,同年11月5日,威廉带领万余士兵,渡过海峡在德文郡登陆。”(以上引文均见《英国史》第203-205页) 


        大军压境,詹姆士虽有四万精兵,但海军先自集体驾舰向威廉投降,接着骑兵倒戈,陆军又拒不出阵抵抗。王军总司令约翰·丘吉尔率部起义投降。各地臣民也纷纷揭竿而起。连其次女安妮公主也星夜逃出伦敦,表示与父王脱离干系。此所谓英国的“光荣革命”。 


        1869年2月,威廉与玛丽正式登基,共同加冕为英国国王与女王,称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。这种奇特的“一国二君”体制,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设计的君主立宪制。“威廉与玛丽即位之初,议会便向两位新君提交一份文件,名曰《权利法案》,规定今后君主治国必须依据法律,必须尊重议会权力。不经议会同意,不得征收税赋,亦不得中止任何法律之效力。威廉与玛丽接受了《权利法案》,这样便使‘议会高于王权’,‘法律高于一切’的立宪制原则正式确立。”(《英国史演义》第83页) 


        英国的“一国二君”的“君”,只是皇权的象征,一种国家的符号,失去了“王”的含义,不再君临天下。但这是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变化,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。 (wxjs)

    编辑:刘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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