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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袁伟时:让现代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长(1)

    发布时间: 2010/8/13 10:51:34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凤凰周刊
    文字 〖 〗 )

    摘自《凤凰周刊》2010年第21期 作者:特约撰稿员  武云溥 本文有摘编

   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对于当下中国发展路径有着深刻的思索,这种思索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况的研究基础上的;面对历史对现实的感召,面对生存与发展的期待,袁伟时教授针对当下发展的深层根本课题,近期,答《凤凰周刊》问;以下是其观点全文:

   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

   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思潮变化是比较复杂的,然而主线很清楚:一个是儒学裂变,另外一个是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。 “经世致用”是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,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,碰到的问题在中国原有的知识框架里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,它足以应对自如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人面对的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,两个体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“中国不如外国”。这种情况下,必然面临知识更新问题。有好多开明的官僚、士绅,用“经世致用”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外国的思想、文化和制度,这对中国转型起到很大作用。但是另外一面,“经世致用”的前提,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原有特质,尤其是“道”不能变。于是它也可能变成抵抗外来思想的堡垒,从而产生很多矛盾。

   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以冯桂芬为代表,提出“中体西用”的纲领,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,但没有成为主流思想。问题在外国人即所谓“蛮夷”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性。大部分人坚持认为,华夏文明从根本上比蛮夷文明高尚、高明。我们现在还在坚持“天朝上国”的思维定势。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。一些著名学者,认为“师夷长技”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

    广东的梁廷枏是学界重镇,他撰写的《粤海关志》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他的《海国四说》和《夷氛闻记》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。他注意研究外国,不是顽固派。但他坚决认为:“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,不曰以夷攻夷,即曰师夷长技……天朝全盛之日,既资其力,又师其能,延其人而受其学,失体孰甚!”(《夷氛闻记》)直截了当批评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的师夷长技,是对天朝的侮辱。这表明儒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,阻力非常大。不要讲整个制度的改革,就连细微末节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碍。鸦片战争之后,基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、传统的观念,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。有些人把外来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碍。外来侵略当然要反对,但唯一的办法是先学习它,改革自己。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。我们却走向另外一条荆棘密布的路。

    思想上的障碍主要是“天朝上国”不用向“蛮夷”学习,相应地顽固地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体系,极力阻碍中国人冲破网罗成为可以自由、自主地施展才华的权利主体。从制度上来讲,最根本的一条,就是抵抗商业化——市场经济制度。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,什么东西都讲仪礼、体制——那些不是实质问题,只是一些很枝节的东西。现在看起来很好笑,当时朝野官绅却认为是关乎国家体制的很大的事。

    抵抗商业化,导致很多对中国社会、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都被拒绝。比如,鸦片战争以后,外国的轮船进入到中国来,开始搞航运业。这时候中国的商人非常敏锐,马上冀图发展自己的航运业,官方就是不准。一直到20世纪,很多所谓外国的航运企业,大批资金是中国商人的,其实是假洋鬼子。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资、合资企业,一模一样啊!李鸿章是中国航运业很重要的推动者,创办了轮船招商局。但是19世纪60年代,商人们申请购买轮船发展航运的时候,他死活不批准,实际上限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。

    商业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,是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,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。但它在中国不能顺畅发展,不是中国商人不敏锐,也不缺经商的才华,问题在官方要垄断经济活动。一直到今天,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。发达国家,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,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七、百分之八的,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较多。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些,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。另一个基本情况,全世界的国有企业,大部分办得不好,亏钱的很多。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,国有企业办得较好,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,364万多人,面积相当于香港70%,人口约一半,这个城市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公司,不具普遍意义。

    编辑:秋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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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袁伟时:让现代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长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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