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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淝水之战:初唐史家们的虚构?(6)

    发布时间: 2018/6/6 0:16:04 被阅览数: 次 来源: 国学文化
    文字 〖 〗 )
    四、对罗杰斯解构的分析与质疑

      迈克尔·罗杰斯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对《苻坚载记》的解构,其根本的思想就是要否定这些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,而是初唐史家们借前秦苻坚的名义来表达他们的某些思想和意图。所以,罗杰斯多次强调,这些与前秦的真实历史无关,只是初唐史家们所建构的一种模式、一种文本。这印证了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的一句话:“文本之外空无一物。”可见,即便是中国古代的正史,如果用后现代的方法去解构,一切也将变得支离破碎。用传统的理性的观点去看,他的解构非常荒诞,也许很难用“对、错”这样的标准来评判。因为,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,原本就没有什么对错的标准。 
      罗杰斯对《苻坚载记》的解构,印证了詹京斯(Keith Jenkins)对历史的一项说明:“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,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。依怀特所言,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到的参半,并由具有当下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之工作者(亦即历史学和行止宛如历史学家的那些人),在各种反观性的层次上操作所建构出来的。”[7](P12)即历史是建构出来的,所以无所谓客观性问题。罗杰斯把《苻坚载记》说成是初唐史家们曲折地反映他们的现实关怀,也可以说是对这段话作了注脚。尽管看似荒诞,但并非一无长处。 
      罗杰斯透过历史的表象去分析背后的根源和深层的原因,可谓思路深邃。因为唐朝官修史书,原本就有许多问题,《晋书》的问题就更多。尤其是曲笔问题,在当时即受到史家刘知几的批评。刘知几曰:“自梁、陈已降,隋、周而往者,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,近古易悉,情伪可求。至如朝廷贵臣,必父祖有传;考其行事,皆子孙所为,而访彼流俗,询诸故老,事有不同,言多爽实。昔秦人不死,验苻生之厚诬;蜀老犹存,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,岂独于今哉!”可知刘知几对于唐修诸史、尤其对于《晋书》中苻生之“厚诬”是颇为不平的,故又曰:“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,不闻以曲词获罪……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,高下在心。进不惮于公宪,退无愧于私室。欲求实录,不亦难乎?”[8](《曲笔》),而《苻坚载记》正是曲笔的典型。 
      而对于修《晋书》,唐太宗与史官们的确各自有着不同的目的,台湾学者雷家骥亦有类似的论述。他说,贞观二十年(646年)修《晋书》,君臣之间总是借修史来满足他们各自的目的。是年三月,唐太宗征高句丽还,六月又诏李世勣率军征漠北薛延陀,并亲往督师。铁勒诸部内附,上唐太宗以“天可汗”尊号,唐太宗甚为高兴。于是,就企图借修史来进一步强化唐朝及其自身的功业。原修五史,就是为了强化唐朝的正统性。而此时更要上溯到晋朝,“为本朝政权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论根据”。更强调将唐朝发生的事情与晋朝类似者对比,以便寻得经验教训,“贞观君臣特富以史经世观念,他们重修《晋书》,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。尤其留意当时发生之事件与晋朝相类似者,俾更能从晋史中了解此类经验之得失,亦为其重要动机和目的之一”[5](P624)。可见,对于《晋书》编撰之原因,雷家骥之论述与罗杰斯有相通之处,他们都看到了君臣修《晋书》的背后根源,只是罗杰斯更多的是探讨史臣们借修《晋书》之际表达他们“以史制君”的观念,无论是丑化苻生、溢美苻坚,还是肆意塑造淝水之战的宏大场面,都蕴涵着史臣们进谏的心态。当然,更为重要的区别是,罗杰斯否认这些是前秦真实历史的记载,这和雷家骥对《晋书》的评价有着本质的不同。 
      综观罗杰斯对《苻坚载记》的分析,其实有几处致命的弱点。 
      其一,史料上的问题。虽然罗杰斯文中讨论了崔鸿的《十六国春秋》对《晋书》的影响,但是并没有系统地探寻《晋书》的史料来源,难道初唐史家们杜撰历史,真的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吗?在唐修《晋书》时,尚有十八家《晋史》存世。诸家《晋史》中,以纪传体而言,有王隐《晋书》、虞预《晋书》、谢沉《晋书》(未成而卒)、谢灵运《晋书》(未成被杀)、朱凤《晋书》、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;编年体者,则有干宝《晋纪》、徐广《晋纪》、孙盛《魏氏春秋》与《晋阳秋》、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、曹嘉之《晋纪》、邓粲《晋纪》、王韶之《晋纪》、刘谦之《晋纪》、张瑶《后汉纪》,等等。唐修《晋书》,正是综采诸家之说,一以贯之,编成一书。史料来源既广,而编修者亦众,有二十三人之多[9](P53)。具体的负责篇章,明代史家王世贞论曰:“其事例属敬播,《天文》、《律历》属李淳风,《掌故》属于志宁,纪、传属颜师古、孔颖达辈,而宣、武二纪,陆机、王羲之传,天子称制以叙论之,最称彬彬详雅矣。”[10](P2201-2203)。所以,唐修《晋书》是以诸家晋史为基础的,史家们只能是以这些资料为来源,编删排比而成的。罗杰斯只说是房玄龄等史家的虚构与想像,而未及讨论作为房玄龄《晋书》资料史家们的情况,显然其分析与解构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。且是书由众人分工合作编成,《苻坚载记》到底出自何人之手,并不清楚,但作为监掌其事的房玄龄等人并非《苻坚载记》的亲撰者,罗杰斯一味地指陈其反映了房玄龄和褚遂良等大臣的想法,这本身就于理不合。况且,尽管苻坚曾毁国史,但是唐初还是有前秦的资料流传。刘知几言:“先是,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,值秦灭,隐于商洛山,著书不辍。有冯翊车频助其经始。整卒,翰乃启频纂成其书。以元嘉九年起,至二十八年方罢,定为三卷。而年月失次,首尾不伦。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,删为《秦记》十一篇。”[8](《古今正史》)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曰:“《秦纪》十一卷,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,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。”[11](P963)可见,裴景仁《秦纪》当是《苻坚载记》直接的原始材料之一。而罗杰斯却无一言涉及此书。 
    编辑:秋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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